拉卜楞文化品牌扬名中外

　　1409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拉萨筹建甘丹寺，300年后，花甲之年的嘉木样俄旺宗哲大师，受青海蒙古和硕特前首旗蒙古族河南亲王察罕丹津父子的敦请回籍，建寺弘法。他久久伫立于大夏河畔，抬目远观龙山如大象横卧，凤山松林苍翠，脚下的河水呈右旋海螺状自西向东蜿蜒而流，山围水绕，成“金盆养鱼”之自然胜境，这正是藏族心目中的建寺圣地，从此拉卜楞寺初创肇始。经历辈嘉木样大师和诸多高僧大德300年的苦心经营，拉卜楞寺渐次发展成为安多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心。寺院规模宏大，学者济济。全寺占地面积86.6万平方米，有48座佛殿、6个经堂、31个囊欠、500间僧舍，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米，典雅肃穆，宏伟壮丽。300年佛法浸润，苦行继绪，形成了修行次第完整、修行仪轨严谨，致力于宗教昌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丛林传统，造就了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拉卜楞文化”。首先，拉卜楞寺创建者一世嘉木样是卫藏地区被称誉为“宗喀巴后第一人”的大学者，因而创建伊始就法脉纯正、治学严谨，故人才辈出、学者济济。一些学者著书立说，享誉国内外，如一世嘉木样大师著述达15部，其中《五部大论》被蒙藏地区格鲁派寺院奉为课本；二世嘉木样论著12部，其中《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传》(上下卷)、《塔尔寺志》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著述13部之多，其《水木格言》在藏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阿莽班智达·贡却坚参撰著的《汉藏蒙关系史概要》、《拉卜楞寺志》是藏族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历史著作；三世智贡巴·丹巴饶吉的《安多政教史》填补了研究近代安多藏族聚居区主要寺院的历史及佛教各派的著名人物的资料空白；根敦群培的《白史》借用敦煌发现的吐蕃文献资料，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为当今中外史学界所重视。此外，当代著名藏学家毛儿盖·三木旦的《藏族文化发展简史》、《梵文大字典》为研究印度历史，系统认知藏族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毛兰木的《近代文化发展的中心》、《藏文的格式简述》，赛仓活佛的《诗学修辞明鉴》、《格鲁派史略》，郎仓活佛的《文成公主进藏》、《诺桑王子》以及著名藏医旦巴撰写的《藏医集锦》、《藏医应用计划生育》等著作，在继承和发扬藏族传统文化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学者担任清朝的呼图克图，一些学者出任西藏甘丹寺和青海塔尔寺等寺院的法台，一些学者担任历世数位达赖、班禅的经师，一些学者担任国家佛协会长、副会长，或任全国和省州人大、政协代表、委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其次，拉卜楞寺相比于国内其他寺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是赋予藏传佛教以浓厚的文化宗教特色。拉卜楞寺300年的传承创造与融会贯通，成为一所显密宗兼修、大小乘并重的研习佛教的综合性大学，其六大学院的建制，保留着全国最好的藏传佛教教学体系，除了一年紧张的闻思修、讲辩著等研修活动之外，大量的文化创造活动仍在延续，如拉卜楞寺的节庆及法会众多，正月毛兰姆法会规模盛大，初八放生节、十三瞻佛节、十四法舞节、十五酥油灯节、十六转强巴，还有二月法会、七月法会、九月法会，盛大庄严，古老神奇，成为影响巨大的民俗文化活动，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游客、学者和信众的目光。二是构成了继西藏拉萨之后的第二个藏文化中心，史称“卫藏尼哇”，有人称“中国的小西藏”。拉卜楞寺典藏浩瀚，历史上曾达22.8万余部，至今保存6.5万余古籍，种类繁多，博大精深，其中不少是善本、孤本和稀世之本，其中全集类有177种，包括宗喀巴、西藏各大活佛、历世嘉木样大师的全集共2.1万部，哲学类1.5万部，传记类1.9万部，还有声明类、文法修辞类、医药类等共2170部，在全国寺院首屈一指，拉卜楞寺藏经阁在2009年被列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此外，还有封文印鉴等大量珍贵文献资料，以及佛像雕塑等珍贵文物数量惊人，壁画、唐卡、堆绣等艺术形式独具特色，尤其是拉卜楞寺“道得尔”乐队，可以演奏《万年欢》等18首清朝宫廷曲谱，《万年欢》除拉卜楞寺外，世已无传，乐队多次出访欧美地区，深受赞誉。1938年，藏学家李安宅先生评述：“拉卜楞寺院，实为西藏以外，甘青康蒙各地最大的新喇嘛教中心。虽然青海塔尔寺因是新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被外人知道的范围较大，然就戒律的严明、讲经讲修的认真及寺院规划的宏大而论，久已过之而无不及。”三是成为蒙、藏、汉、回四大文明的交汇点。拉卜楞寺的宗教、艺术和文化遗产都是多种文明碰撞融合、交相辉映所形成的文化创造，它的文化形态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成功地保持独特的风貌，历史上成为承接卫藏、联结安多、辐射蒙康、沟通中原的文化枢纽，发挥了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文化交流、推进社会和谐的重大作用。拉卜楞寺文化创新是藏传佛教的集大成者，与甘南藏区诸如禅定寺、郎木寺等120座寺院一起，构成了宗教文化最为集中靓丽的风景。在首届拉卜楞文化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说：拉卜楞文化现象说明，以藏传佛教为载体的藏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坚强的一员。北大学者李慎之也说：藏传佛教艺术的价值远远超过敦煌艺术，藏族人民创造出这样灿烂的文化，是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著名学者季羡林呼吁：应组织全世界的藏学力量研究拉卜楞文化。甘肃省要增强地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只有打响拉卜楞文化品牌，才能打造与敦煌文化相媲美甚至超越的第二张国际文化品牌。

　　多元文化聚集国内罕有

　　灿烂的文化总是与悠久的历史相伴随，在甘南4.5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随着漫长岁月中的历史演进，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不懈创造，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

　　纵观西藏和四省藏区，甘南文化在具备其他藏区文化的普遍特征外，还具有特殊的内涵。一是地理上的过渡性决定了生产生活的多样性。甘南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区、黄河流域与长江重要支流的过渡区、牧区与农区及林区的过渡区，形成了草原、湖泊、森林、峡谷、高山、平地等景观，也构成了牧区、林区、农区和半农林牧区交织等生产生活，文化是生活的反映，甘南文化的多样性也由此生发、流衍。二是文化上的交融性决定了文化形态的异质性。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藏族与其他民族迁徙至此，分布于牧区、农区、林区，同是藏族却语言有别，同是汉族却方言不同，加之服饰种类有86种之多，民俗民风差异性很大，构成了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已有国家级8项、省级38项、州级149项、县级512项，这是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变的特殊文化形态，是研究民族历史演变和文化积淀的“活化石”，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三是宗教上的包容性决定了各民族和谐共处。藏传佛教本身以格鲁派为主流，而兼有苯波、宁玛、萨迦、噶举等派，藏传佛教之外，又有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并存，教内各派和气同生，教外各派和谐并存，各民族和睦共处，构成了独特的社会场景，创造了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丰富文化样式。

　　一、以首曲大草原为代表的生态文化自然淳朴。

　　甘南大地草原辽阔、森林广袤、江河遍布、峡谷纵深、雪峰高耸、石林奇峻，具有丰富的生态多样性。白龙江、洮河、大夏河等120多条江河纵贯甘南。黄河首曲第一弯443公里，在甘南的径流量占其流域总径流量的六分之一，被誉为“黄河蓄水池”和“中华水塔”，是国家黄河上游重要水源补给区和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是维系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甘南境内有碌曲尕海国际湿地和玛曲国家湿地等801万亩自然湿地，居世界第四位；总草地面积4084万亩，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有亚洲一号草场之称。有林地2588.7万亩，其中森林面积占全省的30%，在茫茫林海中，各类野生动物繁衍生息，各种山野珍品蓬勃生长，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

　　二、以香浪节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香浪”意为“采薪”，据传拉卜楞寺初建时僧侣为解决燃料，每年农历六月赴野外采薪，在草地溪边扎帐休闲，至嘉木样四世时成形，沿袭至今，并已传播到甘南各地，成为一种群众性、大众化的独特休闲活动。每年夏季，适逢草原碧绿、羊肥牛壮，在深沟陡谷的草地上，在黛青苍绿的森林边，在油菜花弥漫的田野旁，各色帐篷如花盛开，成为烂漫的花海，人们抛开劳动的艰辛、工作的疲劳，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享受着歌舞、爱情、欢乐。此外还有娘乃节等民俗活动，也具有民族心理、伦理道德、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深刻内涵。甘南民俗中，“万人扯绳”也是临潭、卓尼和周边地区群众广泛参加的一项民俗活动，唐封演《封氏闻见录》云：“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相传楚将伐吴，以此教战。”2000年，由央视一套《中华民族》栏目报道了万人扯绳活动盛况。2001年该活动以其绳之最重、直径最大、长度最长、人数最多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2007年该活动被列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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